我在防空洞第一次听到耶和华这名字

帕沃尔·科瓦日自述

在密集轰炸期间，我们几乎无法逃进临时防空洞；由于轰炸越来越频密，防空洞也在震动，一个跟我同囚的人大声祷告：“耶和华啊，请救救我们！为了你的圣名，求你拯救我们！”

这件事发生在1945年1月8日，当时我是个战俘，在奥地利的林茨市。我们大约有250人躲在那个防空洞里，后来全部都幸免于难。当空袭过后，我们离开防空洞，眼前所见，尽是满目疮痍。那个真诚的祷告，虽然不知道是谁说的，却一直深印在我脑海里。在讲述我后来怎样认识耶和华之前，让我先简略说说我的背景。

1921年9月28日，我在斯洛伐克西部克拉内村附近的一幢房子出生，当时那个地方隶属捷克斯洛伐克。爸妈是基督新教徒，对宗教很认真。爸爸每逢星期日早上，都拿出家里的圣经来朗读，而妈妈和我们四个小孩则留心聆听。可是，我记不起爸爸有没有提过耶和华这个名字。我们居住的地区，民风纯朴。虽然我们拥有的不多，却感到满足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，当时人心惶惶，许多人对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苦难，还记忆犹新。1942年，我被征召入伍，在斯洛伐克军中服役。斯洛伐克虽然名义上跟德国站在同一阵线，但1944年8月，有人尝试恢复民主统治，变革最终失败了。之后，数以千计的斯洛伐克士兵被捕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我们被押解到受德国控制的地区，最后转送到林茨附近的居森，被关进那里的一个营房，这个营房隔邻就是恶名远播的毛特豪森集中营。

 成为战俘

我们被安排到位于居森、离圣格奥尔根村不远的飞机厂工作。我在那里的锯木间干活。我们的粮食并不足够，到了1945年1月，由于纳粹德军在所有战线上节节败退，我们所得的粮食配给便进一步削减。唯一的热食就只有一点点的汤。每天早上，都有工人从毛特豪森的主营来到，那些太虚弱而不能工作的战俘，往往会给守卫活活打死。之后，同囚的人会把尸体抛到货车上，送去焚化。

虽然生活艰苦，我们却相信战争会很快结束。1945年5月5日，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密集轰炸之后的四个月，我醒来发觉四周一片混乱，于是跑出院子看看。所有守卫都溜掉了，枪支堆在一处；闸门完全打开，还可以看见草坪另一边的集中营，获得自由的囚犯都从集中营里蜂拥而出。随着解放而来的，是残酷的报复。那些杀戮的情景到今天依然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

囚犯们向卡朴斯报复，把他们活活打死，卡朴斯就是那些跟集中营的守卫狼狈为奸的犯人。许多时，卡朴斯的所作所为比纳粹警卫更残酷。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囚犯把一个卡朴斯打死，当时他大声喊叫：“卡朴斯杀了我的父亲，父亲和我本可在这里活下去，但两天前却给他杀了！”到了那天黄昏，草坪堆满了几百具卡朴斯和其他囚犯的尸体。后来，我们在离开集中营前，再巡视了营地一遍，仔细看看那些行刑工具，特别是一个个的毒气室及焚化炉。

认识真神

1945年5月底，我回到家里。我在防空洞听到的名字耶和华，我的父母不但知道，而且还已经成为耶和华见证人。回家后不久，我认识了奥莉加，这个女孩很关心属灵的事。一年后我们便结了婚。她对圣经真理的热诚，推使我要加深对耶和华的认识。新上台的共产政权在1949年禁制我们的传道工作。在禁制令实施前，我和奥莉加及另外五十多个弟兄姊妹在一个大会里受浸，浸礼是在皮耶什佳尼镇的瓦赫河举行。那时，我和奥莉加已有两个女儿，一个也叫奥莉加，另一个叫弗拉丝托。

扬·塞宾弟兄经常来我家作客，并经常跟我一起传道，他来这里是为了帮助我们重新组织二次大战后的传道工作。共产党对我们的迫害虽然越来越猛烈，我们却依然继续传道。我们审慎低调地向人讲论圣经真理，这样我们很快就建立了许多圣经研究。塞宾弟兄离开我们的地区后，我和妻子继续帮助这些人学习圣经。后来在大会里，我们经常跟这些我们很疼爱的学生重聚，还有跟他们的儿子、孙子相见。我们为此感到多么喜乐！

特别委派

到了1953年，许多在传道工作上带头的见证人都被关进监狱。因此，上帝的组织派我 照料离我家150公里外的地区的传道工作。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六，做完了世俗工作后，我便乘火车由瓦赫河畔新城往斯洛伐克中北部的马丁。我在那里教导人学习圣经，一直工作到晚上。到翌日，是星期天，我用整天时间继续教导人。晚上，我乘火车返回瓦赫河畔新城；通常我到达时已是午夜，幸好那里有一对年长的夫妇，招待我在他们家里留宿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便直接上班。当天，我下了班才返回位于克拉内条村的家，到达家门时已是星期一的晚上了。周末我不在家的两天，奥莉加会悉心照顾两个女儿。

1956年，我获邀成为分区监督，负责探访分区里的会众，在属灵上鼓励弟兄姊妹，强化他们。由于不少胜任的弟兄都给关进监里，我觉得自己责无旁贷。我和妻子深信耶和华必会给我们一家所需的扶持。

根据共产党的法律，所有公民都必须上班工作，那些无业的人，政府会视他们为寄生虫，把他们送进监狱。因此，我需要继续从事世俗工作。每月有两个周末，我会跟家人一起共渡快乐时光，包括分享属灵的事；而另外的两个周末，就会在分区内探访六群会众的其中一群。

虽受到禁制，仍印制书刊

分区监督有责任安排圣经书刊供应给区内的各群会众。起初，杂志主要是人手抄写或用打字机复制的。后来，我们获得《守望台》的底片（负片），并把底片分发到各会众。然后，弟兄们就用相纸把《守望台》复制本晒印出来。不过，由于购买大量相纸容易引起怀疑，负责购买相纸的弟兄真的要有胆识，懂得随机应变。

斯特凡·胡奇科很热中于这项工作，而且做得很出色。举个例：有一次，斯特凡返回某个城的一家照相店购买相纸，这家照相店距离他的家乡很远；但由于店子缺货，他只好准备离去。不过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见到那个友善的店员，就是先前答应为他订货的那个店员。当斯特凡准备上前找她时，他瞥见一个警察走进店子。就在这刻，那个店员看见斯特凡，并且认出他，便高兴地呼喊：“先生，你真走运！你订的相纸已来了货。”

斯特凡灵机一动，回应说：“这位女士，对不起，你一定认错了我是某个跟你订货的人，我其实想要一卷胶卷（菲林）而已。”

斯特凡回到他的车子。心想，他来的目的就是购买那批宝贵的相纸，因此绝不能空手而回。故此，他过了一会儿，便脱下外套和帽子，并设法改变先前的外貌，然后再走进那家照相店，直走到那个店员跟前，说，“一个星期前在这里，你曾答应为我订一批相纸，现在货来了没有？”

“啊，货已到了。”她回答说：“可是你知道吗？先生，就在几分钟前，一个样子很像你的男子就在这里，你跟他就像是孪生子一样，两人相似得真是难以置信！”斯特凡很快得到了那一大批相纸，然后便离去，并感谢耶和华供给他们这些物资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们开始使用油印机和小型平版印刷机，在地下室或其他隐蔽的地方印制圣经书刊。在那段时期，每期杂志的印刷 数量，甚至书籍和册子的数量，也足够每个见证人一本有余。

不速之客

20世纪60年代期间，有一天，我受到指示要向军部供出我为哪一群人工作。三个穿便服的人向我问话，说：“你跟耶和华见证人接触已有多久？你跟他们哪些人见面？”我没有向他们交代什么，因此他们说迟些会再来找我。这是我第一次遇上国安部的人，也就是秘密警察。

之后不久，我在工作的地方被带到警察局。在警察局内，他们把一张白纸放在我面前，要我写下其他见证人的名字。大约一小时后，那个警察回来；那张白纸依然一片空白，我对他说我不会供出任何人的名字。接着的一周，同样的事再发生，但这次他们却殴打我；在我离去时，我一面下到走廊，一面被他们用脚踢。

之后的一年，他们再没有找我。后来，警方派了一个人来找我，他也曾是纳粹集中营的囚犯。他对我说：“我们已改变了处理你们的方法。我们每把一个见证人收监，就会释放五个见证人。”政府的目的，是想找到一个方法，至少也能监控我们的传道工作。不过，我却决心不泄露任何资料而让他们得逞。

有许多年的时间，我和一些弟兄不时会被秘密警察带去问话。有时他们会待我们好像朋友一样，但有时却把我们当中一人关进监里。幸而，我从未被关起来，不过，但接受秘密警察盘问的不愉快经历，却一直维持到1989年，就是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倒台的那年。

共产政府倒台之后的几个星期，布拉迪斯拉发的国安部一个高层成员来找我。他向我致歉，说：“假如一切是我可以作主的话，我们就永不会找你们麻烦。”之后，他从他的车子里抽出两袋罐头水果送给我。

耶和华是坚固的高台

在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之后，虽然起初的40年是在政府禁制下工作的，却是一段既愉快又有意义的时光。在那些年头所经历的事，使我们忠信的基督徒同工之间的关系更亲密。我们学会珍惜彼此间的友谊，也学会互相依靠和互相信赖。

2003年3月，我痛失爱妻奥莉加。从我们结为夫妇开始，她一直是我的忠贞伴侣。我们从没间断地一起忙于传讲基督的好消息。现在，我在会众里以基督徒长老的身份继续为弟兄姊妹服务，并继续寻找配得王国好消息的人，跟他们分享圣经真理。耶和华这名字，就是二次大战我在防空洞首次听到的名字，一直是保护着我的坚固高台。 *（箴言18:10）

［脚注］

［第12页的图片］

1942年，我在斯洛伐克军中服役

［第12页的图片］

后来，我被关进居森的一个营房里（背后的建筑物）

［鸣谢］

© ČTK

［第12页的图片］

每个星期日早上，父亲都朗读圣经给我们听

［第13页的图片］

1946年，新婚照

［第15页的图片］

奥莉加去世前不久跟我的合照